becoming

the trail of a family becoming

Arguing with Scripture

面對新約作者引述舊約經文的情況,一直以來我總是有一個基礎性的問題找不著答案:不同的學者都假設了第一代的讀者對舊約聖經瞭如指掌(真正的問題,學者告訴我們,是現代的讀者失卻了這樣對舊約熟悉的了解)。或者,對有猶太背景的信徒,這可能是合理的假設,但不要忘記當中,特別是保羅書信中的教會,也有一大群的外邦信徒。當面對教會中出現的Judiazers(鼓吹基督拯救只是開始,真正可以stay in的信徒必需以猶太的律法和傳統來繼續生活),這些外邦信徒,面對保羅引用舊約聖經,和那些猶太化鼓吹者對舊約的詮釋,他們對舊約聖經的認識,能幫助了解誰是誰非嗎?

一個可能,是假設那些外邦信徒,信主前,是已經對猶太教有一定認識之人(所謂God-worshipper),所以他們並非對舊約聖經全不認識。但這還是一個很大膽的假設而已。

我曾經請教過Scot Mcknight這個問題,他指在當時的教會應該有一些比較認識舊約的猶太信徒,在不同的教會幫助其他人,另外他說我們不應低估活在口傳文化中(oral culture)的人,他們對所聽到資料的記憶能力,遠比我們想象的高。

但不竟這樣的說法還是叫我不大滿意。

你會怎樣了解這個現象?我們是否over-interpreted新約作者對舊約經文的引述?會否高估了外邦信徒對舊約聖經的熟悉?還是有另外更可能的解讀?

留意早前在Steve Moyise的訪問,提到Christopher Stanley的Arguing with Scripture: The Rhetoric of Quotations in the Letters of Paul。看看簡介,竟然讀到這一段

Key questions include why Paul quoted words of Scripture to support some of his arguments and not others; how quotations help to advance the developing arguments of Paul’s letters; and how a mostly illiterate first-century audience from a variety of backgrounds might have viewed these sudden intrusions of material from a jewish religious text.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requires paying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 affective and poetic dimensions as well as the intellectual aspects of the original audience’s encounter with the Holy Scriptures of Israel.

Moyise說這書是 Stanley 對 Richard Hays 的大作 Echoes of Scripture in the Letters of Paul 的一個回應。嘩!豈不正是我問的問題?

當然,未看書,不應過份雀躍。但最少我有一種「我不孤單」的釋然。

另外,就是wishlist又多加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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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d by edmund at 3.20 pm under Faith |

3 Comments

  1. littleho

    保羅對在書信中引用舊約,可能因為:
    1.外邦信徒未信主時已是有參與猶太會堂的god-fearers或已皈依猶太教的 proselytes,因此已「打左底」。但這類人的數量不會太多,不足已解釋外邦教會的興旺。
    2.保羅沒有理會讀者是否聽得明,照樣用舊約。

    後者的見解我未聽過有人討論,但我認為也是有可能的。作為傳意者,他未必要確定聽眾百分百有相關舊約背景,能明白一切內容,才講出他的信息來。況且,沒有傳意者能完全了解聽眾的背景。或許日後聽眾和讀者對保羅書信的查考和詮釋才更重要,例如若有人不明保羅所言,然後透過討論、教導或查考舊約,再對保羅的話有新亮光,這也是有可能的。

  2. 同意你對(1)「不足以解釋」的評估。你所講的god-fearers和proselytes正是我說的god-worshippers。

    作為(2),當然有可能(我在想當我講道和教主日學的時候,往往不能顧及對聖經認識相當參差的會眾)。但這樣一來,很難解釋保羅對個別教會問題的焦急表現(哥林多、加拉太),卻又用了一個「遲D你就明」那種單單「引起討論動機」的方式,來處理/回應。

    問題始終是:今天學者對保羅引用舊約的方式之建解,是如此複雜多樣。然而另一方面,卻又要力陳這好像是當時「人人皆知」的「常識」。

    確實有點難度。

    P.S. 當然我這裡只以保羅、外邦教會、舊約為例。福音書和其他書信中舊約意像和其他猶太教內的文獻運用,也應包括在內。好像寫給Diaspora的彼得前書,先別說讀者是否有猶太背景,讀者是否真能了解作者所使用,和DSS相類似的意像?你的專長噢?﹔-)

  3. littleho

    所以要建構讀者的文化、宗教及社會背景,始終是個educated guess. 我對OT in NT 的見解是介乎1)和2)之間,即外邦教會是有不少猶太─基督教背景,而另一方面作者對受眾是有好些認識,但兩者都不能誇大。當然,外邦人信主,不一定要透過會堂或舊約聖經,他們可以由基督徒帶領信主,在主日敬拜中第一次聽舊約,並且是從復活主的角度重新縯釋的舊約,所以保羅及彼得前書可以用這麼多舊約引用或典故。

    我認為OT in NT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界定何謂引用、典故及傳統,這過程還未處理作者到底是取材了不同版本聖經(用了已失傳的古希臘文舊約)、單憑記憶默寫經文(但可能記錯了),或是刻意改動經文以達修辭作用。變數太多,這課題真不易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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